Communicationism: Cold War Humanism
作者：阿尔温德·拉贾戈帕尔（Arvind Rajagopal，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
【引用Chicago/Turabian】：Rajagopal,
Arvind. Communicationism: Cold War Humanism. Critical Inquiry 46, no. 2 (2020):
353-80.
【译按】下个月推送2017年翻译的一篇约翰·彼得斯的论文，与这篇文章基于“冷战”的语境不同，彼得斯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探讨了现代“传播”的起源，他是从洛克谈起的。
常言道，辩证法总是公正对待对象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但这还不够，因为同样需要公正对待对象所关注的具体历史情境。以这种方式接近“过去的东西”意味着，不是像以前那样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阐述它，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阐述它。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媒介”（media）这个词如此普遍，它几乎指代所有传播技术，仿佛它们可以被视为一致和统一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杰克森大法官（Justice Jackson）提出了警告，不过很少有人理会：“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法则。”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注意到电影、广播和报刊具有类似的效果（effect）。他们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以此来论证独立的媒介技术及其独特的表达形式正在崩溃并相互融合。他们认为，“文化”（culture）正在沦为社会统一性（unity）和一致性（uniformity）的公式化重复，而不能提供超越现状或反对现状的思想。
同一时期，美国学者开始了传播学研究。他们颠覆了这种观察。他们认为，批判性思想的缺失不构成问题，反而证实美国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多种媒介意味着“维持现状或促进现有趋势，这是大众传播对公众品味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现有趋势”是“民主”，所以美国学者认为，面对快速增长的大众传播技术，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事。因此，学者们一边研究媒介效果（media effect），一边认为没必要对媒介刨根问底。
提出这些论点的学者们对“二战”时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回应。这些发展使机器之间而不仅仅是人类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他们肯定了交流的人性和良性，同时也承认技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因此，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始于如下假设。美国等民主国家有传播自由，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共产主义国家，传播与党的控制密不可分。这种对比意味着，在西方，人类仍然是社会的中心；在共产主义国家，执政党利用技术变革来征服大多数人。
“冷战”政治塑造了如下背景。学者们认可媒介和社会之间的同构性，让前者表现后者是一种常识。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著名论断“媒介就是信息”，到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观察“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 ”，都是这样。我们有一些箴言将新媒介庸俗化，将其渲染成社会的整体性（totality）。
因此，人们期待传播技术会产生乌托邦式的结果，所以和控制有关的问题就被转移了。这个问题有一个笛卡尔式的前因，假设一个神学上的主要推动者，一个傲慢的领导立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传播的概念时而让人们关心技术这个新兴权力场所，时而安抚人们的这种注目。这一点没有在政治理论中得到承认。“传播”是“冷战”之下对技术问题的回答。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在规范术语含义的同时又保护术语免受批判性检视。诸如“媒介”这样的后继术语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了地位，同时似乎超越了历史。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传播学的兴起，它是“二战”后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传播学早期，知识界的影响并不是为了推动探究，而是为了保证全球范围内的人们积极接受新兴的强大技术。
但是，在国外推广传播技术以加速现代化进程，显然与学者们对国内大众媒体影响甚微或毫无影响的说法相矛盾。重要的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传播学问世后不久就被建立起来了。传播学学者们被教导要假设世界各区域的差异只会随着传播的发展而消弭。同时，区域研究通常排除了技术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欠发达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方面，在相对孤立的情境下理解传播学象征的现代化进程。
战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使“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美国产出品。传播的概念主导着一个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协助社会科学之间的人为分离，并在名义上统一了一个缺乏理论一致性的领域。
传播学是一个通过裂变而不是融合成长起来的多范式领域。新的研究既可能要求新的理解模式，也可能完善现有的框架。在这个多范式的领域中，涌现出一大批术语，比如媒介、信息、计算、基础设施、网络和数字，这些术语似乎随着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着。
然而，我们也许忘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告诫——用媒介整体性替代/作为社会并不严谨。因此，在新术语出现的同时，人们往往坚持认为，世间存在抽象而普遍的传播原则，哪怕这些原则尚未得到认同。似乎源自“冷战”时期的思想保留了永恒真理的光环。一位著名学者写道：
信息似乎没有限制。假信息失去了可信度......不仅是因为假信息本身是谎言，而且因为它本身的导向性和局限性，它缺乏普遍的可用性。
现在看来很幼稚，但这位作者对假信息的否定并没有阻止她文章的广泛传播。这个论点呼应了美国以信息自由流动为前提的主张，但这个主张在1978年的联合国会议上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拒绝了。这与黑客的座右铭（信息要自由）一脉相承，它将抵抗的主体性（resistant
subjectivity）归因于非个体机制。我希望通过对“冷战”时期场域形成的研究来阐明这些问题。
我要请大家注意，在“冷战”时期技术社会性（technosociality）的大背景下，媒介如何被建构为一种研究对象。新的传播场域如何建立在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刻反转之上，从而导致了人类主体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或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这种转变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这种意识形态将技术与控制联系在一起，是不人道、不民主的共产主义症候。同时，在和苏联的对比之下，美国社会的宏大技术化被委婉表达了。因此，美国社会的真正经验变得模糊不清，它被理解为对极权主义的敌意，却不能从西方如雨后春笋般的控制社会角度去理解。
本雅明注意到，依循这种思路，技术的社会思想并不谋求理解现实。清醒的思想家们并不打算探究技术产生了什么生命形式，这些生命形式“对自然来说是陌生的......它们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并掌握着自然”。
传播学将技术的影响并入了人类能动性（agency）的概念，但没有研究这种能动性如何被彻底重构。就好像人和机器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不需要承认它。
传播学使我称之为“冷战”时期的人文主义（humanism）成为可能，也被这种人文主义推动着。它赞美人类潜能，并被抽象地定义为与人类真实传播经验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词有了自己的生命，与它要描述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至少有三个特点使我的研究有别于以往的学术研究。首先，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跨国的分析框架，它受益于“全球冷战”的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超越了早期分析的北大西洋主义局限。其次，它扩展了大多数历史叙事中对美国的独家关注，这种独家关注有些遗憾——对大多数美国研究者来说，国际问题是陌生的话题。第三，它借鉴了以前未曾检视过的档案材料，提供了该领域的跨学科观点，脱离了以往历史研究中主要是内在论描述。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尽管法国大革命有许多失败之处，但它主导了历史学家对革命传统文学的兴趣。与此同时，美国大革命是最成功的革命，却鲜有讨论。阿伦特给出了如下解释。与法国人不同，美国革命者更注重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国（republic），而不是传播他们的哲学。此外阿伦特指出，美国与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怀揣着“二战”后对革命的恐惧，而不是推动革命的愿望。
阿伦特需要对最后一点进行限定。在独立战争近两个世纪后，美国发现自己受到了一个对手的挑战，该对手拥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在西半球，“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挥着作用，但对整个世界来说，商业的扩展与政治的联系越少越好。这种孤立主义使美国没有必要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直到“二战”后超级大国的冲突降临。此后，美国积极宣传传播革命，向世界传递信息的象征和实质。这是美国领导的现代化核心。
在这种情境下，美国人在大学里使用“革命”一词。倡导者们依靠激进变革来确保广泛的吸引力，同时向他们的赞助人大力宣称一种非政治的进程（a nonpolitical process）。因此，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一位大众传播方面的学者和权威）肩负起在美国学术界建立传播学的重任。1949年，他向大学管理者们保证自己将如何使用“革命”这个词：“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种进化。”
如果一种东西是进化的（evolutionary），那为什么又要说它是革命的（revolutionary）？威尔伯·施拉姆不需要向他的上级解释太多。
美国人对共产主义颠覆的恐惧与日俱增，也亟需重新定义革命的含义。19世纪，“工业革命”是证明欧洲历史变革的口号，它引用法国大革命来描述资本主义增长的结果。但直到20世纪中叶，工业化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所以“工业革命”很难成为一个变革口号。就在这时，“传播革命”在美国历史学界应运而生，并进入了宣传部门的词典。
这个词的起源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海军历史学家罗伯特·阿尔比恩（Robert Albion）在1932年首次使用这一术语，以表明“传播革命”如何与工业革命相区别：
传播革命创造了奇迹。道路、运河、汽船和铁路将国家编织在一起，并将边疆向西推进，这与美国棉纺厂或铸铁厂的增长无关。
在这种说法中，在一个新兴民族国家中建立联系的需要导致了传播技术的快速广布，而传播技术又在一个良性循环中巩固了民族国家。然而，阿尔比恩忽略了革命的社会维度。这说明他的普遍概念以特殊情境为前提。阿伦特指出，与欧洲同侪不同的是，美国革命从来不需要面对大规模贫困的社会问题。美国革命是一场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有趣的是，阿尔比恩没有提到拉丁美洲。拉美的外部依赖性和半殖民地地位阻止了一场与美国类似的传播革命。
“二战”结束后，传播革命本身的意义开始改变。不仅贫困的社会问题，而且政治代表权的问题也被绕开了。传播革命在“冷战”时期成为一项事业。现代化理论家坦率地把传播革命称为一个行政问题，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颇有影响力的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就曾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席卷不发达世界传统社会的所有技术变革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技术是通信传播的变革......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管理”通信革命，为人类福利服务。
如果经济不是历史的驱动力，如果传播才是历史的驱动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被修正了，这也是美国“冷战”时期的一种重要策略。传播是一种没有界限、没有竞争对手的东西，哪怕传播技术本身是有限的，毕竟它们取决于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接下来，我试图从历史角度对这种“没有敌人”的意识形态进行定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这个东西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
传播主义（communicationism）确定了战后形成的新国际秩序的结构原则。战后对传播的信念既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道德理想。它似乎填补了殖民主义结束后留下的空白，并为韦伯（Weber）的无灵魂和自我延续的资本主义制度铁笼提供了一条出路。理想的狂热指向战时的强烈不确定性，指向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和普遍人权时代（human rights）的强烈需求。
传播是地球上的一个新名词，一种与新的“自然法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没人反对美国的主张。1946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明确表示: “如果只让我执行一项外交政策，我希望它是让信息自由流动的政策。”多年来，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是“二战”后美国政策的指导性基础，并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更突出的地位。
对传播采取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方法，是该领域国际工作的早期特征。应该强调，传播是制定国际法律的最早和最实用的场所，在多边基础上进行谈判，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actors）聚集在一起。然而，随着帝国的解体，国际传播被接管的时机已经成熟，欧洲垄断机构不能再延续战前的垄断。
战后，美国宣布传播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是核心价值之一，因此传播与其说是制定法律的场所，不如说是阐述国际秩序的新原则。在这个新重点中，利益和理想结合起来。然而，批评者认为，任何理想主张都只是为了掩盖利益。在我看来，这么说是不对的。
传播主义是对信息和数字技术的承诺。同时，以传播名义提出的要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智慧的光泽。在赶时髦的知识分子眼里，这个词已经失宠。
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失去了一把关键的钥匙，再也触摸不到至关重要的历史心态（mentalité）。信息、基础设施、媒介、数字、计算……无论这些词汇如何变通，都无法帮到我们。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知识的诗学引导我们赋予言语行为的物质性以价值，并质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换言之，他把“名”和“实”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任意的惯习（“‘名’里有什么？”）和理所当然的事实。
传播技术的全球化并不是有机和自发的演变。它是国际组织、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积极推动的结果，并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提供援助和专业知识，以帮助他们建设国家通信系统。现在回想起来，对传播的信念十分天真，它表达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理想，在那个时代，彼此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与务实的现实政治共存着。传播主义将这一难题转化为一种反对希望的希望，却对催生它的技术政治学置之不理。
控制论（cybernetics）表明，绝大多数的人类任务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因此，控制论鼻祖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警告道，如果市场（market）是唯一的评估手段，人类劳动的价值一定会灾难性地减少。因此，维纳提请人们注意整个政治体系中非人化的技术增长问题，这与西方的自由言论形成鲜明对比。
维纳的书是畅销书，但在“冷战”环境下，他成功确立起一个反对他自己论点的共识。《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这些书的写作很精彩、很有力度，但总体基调很消极，很少提出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很误导又很关键的论断。
公众对控制论的兴趣减弱了，该领域的技术性却日益增强。我们可以称之为“冷战”时期的人文主义，它越来越把自己定义为反对技术和控制的理论，仿佛它们危及人类自由。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话说，控制论试图表明一种相互交织的现象，却被涂上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红色画笔”。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70年代初建设的一项计算机网络工程，用于构建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国民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管理。上图为“操作室”渲染图。
“冷战”时期，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三个广泛而重叠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为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立场转变提供了一种见解。
第一阶段（大约1945年至1955年）是一个对传播技术的力量倍感兴趣的时期。回过头来看，这种兴趣源自战时的狂喜和好奇。洛克菲勒研讨会（Rockefeller Seminars，1939-1941）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动力，它首次超越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自1937年以来进行的市场研究，以理解和协调广布的传播技术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这一时期采纳了控制论的术语，假定人和机器在交互过程中是可以互换的角色。所有这些术语都被保留了下来，甚至到了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人类活动上，而不是技术问题上。
第二阶段（大约1955年至1975年）的特点是对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持谨慎态度，并不断努力消除对新技术力量的担忧。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媒介效果被认为没有害处。人们对媒介的作用以及由这些活动产生的个人影响网络成为美国国内研究的主要焦点。美国的国外研究则对国际传播带有强烈的兴趣。
第三阶段（大约1975年至1990年）见证了普遍共识的破裂。那时，人们开始批评学术研究对政治问题的回避。反战抗议引发人们关注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的霸权。在联合国，美国主张在没有接收国事先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卫星广播。美国的这种做法反倒孤立了美国，并巩固了一个广泛的反美联盟，后者要求建立世界信息通信新秩序。
在第一阶段，借由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维纳（Wiener）等科学家的工作，控制论把科学权威赋予了通信传播。他们的关键术语（发送者、信息、接受者、反馈和噪音）至今还在传播学研究的教科书中不断重现。
然而，这些模型中隐含的控制论配套概念消失了。相反，传播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意见领袖和被他们影响的人反过来成为研究的重点。媒介的方方面面都被归为附属因素，而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威尔伯·施拉姆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种转变：
我们清楚地知道，传播（至少是人类的传播）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传播没有自己的生命力。
在第二阶段，“控制”或“影响”的观念被视为“50年代初对宣传的非理性恐惧”，是对以往研究的歪曲和蔑视。以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家脱离了他们的真正论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传播学领域的早期与战时乃至战后的军事情报密切相关。希尔斯表达了该领域的特有立场，他认为：“与我们西方历史上的任何早期社会相比，人们对同伴有了更多的依恋和亲和力。”
传播的人性特征被强调出来，而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或委婉表达。传播效果被淡化了。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人们只是与其他人交流，帮助重现美国的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资金充足、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可以说从这时起，这个研究领域获得了正式的学科地位，尽管这个新学科的目标是促进身份认同而不是研究本身。知名学者宣称，传播效果不值得研究，只需行使警察原则来引导“交通”。传播效果的问题被夸大了，被归结为战时对宣传的偏执。
传播从控制论的社会政治秩序中转移出来，转而投射国家共识的声音和图像，以对抗可能的共产主义颠覆。简单地说，对于批判性研究来说，传播已经变得过分政治敏感了。传播学者们没有界定知识的对象，也没有与其他对象和知识体系建立理论联系，他们的行为似乎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知识对象不受审查，仅此而已，跨学科整合的动力也衰退了。
在传播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全国各地都设立了传播学系，但用一位学科历史学家的话说，它们不是在培养一种研究文化，而是在培养当代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新的传播技术越是令人眼花缭乱，对它的评论就越少。一位学者感叹道：
传播的概念没有用来丰富思想，而是用来标记思想家的学科忠诚。它没有用来构建理论，而是用来限制理论的构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成员，也都在此后与传播学者的合作中都远离了传播学。同时，这些学科的历史也忽略了他们早期对传播学问题的涉猎。“冷战”时期，传播学概念盛极而衰，它在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地位也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确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却开始不承认它。
然而，当学者们开始在美国国内淡化传播这一关键概念时，他们却在其他地方大力宣传传播是一种变革因素。他们认为，国内的传播效果有限，但在国外却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同样一批学者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国内外的媒介。在传播学学科的第三个发展阶段，那些在美国国内主张传播效果有限的学者们提出了传播促进现代化的主张，却没有受到质疑。随着传播的全球化，传播理论仍然坚守着狭隘性。“冷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促成了这个过程。
虽然社会理论家们以前就注意到传播作为人造物（artifact）或过程（process）的重要性，但把传播作为分析的对象却是新鲜事。传播之所以被视为一个价值概念，可能和战后“反〇”的进程不无关系。这个词逐渐获得了更明确的定义，最初是为了促成合作研究项目，后来是为了形成一个新学科。1931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成立了一个跨学科委员会。随后，也是在30年代，由大卫·斯特恩斯（David Stearns）和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领导的跨学科委员会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文部门成立。
芝加哥大学传播学委员会在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都计划在这一领域开展传播学研究和/或教授课程。然而，该报告为芝加哥大学提出了一个“广泛、长期、综合性很强的教学和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将超过任何其他现有的计划。
在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提议下，报刊自由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应运而生，成员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卢斯是《时代》（Time）和《生活》（Life）杂志的出版商，他认为要确保世界自由，就需要不受影响地行使美国权力。他向委员会提供了20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领导下，该委员会于1947年完成了它的工作。
该报告的作者对教育机构未能充分认识到传播领域的重要性表示惊讶，并建议“研究中心、研究生的学习和批判性出版物”对向传播行业灌输“专业实践和态度”至关重要。他们警告，职业培训机构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十多年后，拉斯韦尔满意地指出：“学术界的任何变革都不能和传播学媲美，传播学是一个兼备研究、教学和职业就业的领域，具有时代特征。”他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美国学术界的开放性：“与国外的相应机构相比，美国的大学制度在适应新知识的旨趣时更加灵活。”这种领先优势会一直保持下去。近二十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份报告指出，从数量上讲，大众传播研究仍然集中在美国。
1939年，拉斯韦尔在定义“传播”时说：“传播意味着谁在哪个渠道向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个定义被确立为标准定义，只是做了一个微调。意图（intent）的问题被悄悄地省略了，因为研究的重点被引向了效果，而不是负责传播媒介的技术和制度。
该定义也从杜威（John Dewey）的共同体解释转向对经验实例的详细描述。然而，从经验上看，这个词的集体主义意义可以在思考媒介的共同接受方面重新得到重视。因此，学术界对传播的讨论总是从宏大集体特征的观察开始，然后再将其分解成独立的研究部分。通过在科学理论中的跨学科合作，将这些不同的元素重新整合在一起，并试图预测其未来的发生，这就是预期的回报。
芝加哥大学传播学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希尔斯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他们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普通美国成年人一天中多达四分之一的清醒时间离不开公共或大众传播媒介……但传播对民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大众传播过程的规模。在人类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传播媒介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在科学上有效并与我们最关键的问题相关的社会理论，我们就必须在其中为传播的意义留出很大空间......因此，委员会认为，传播领域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了不起的机会。
传播学被认为是一种跨学科的东西，它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上，但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以一种只能称之为“政治”的权威感来跨越这些学科说话。早几年，媒体代表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政府行使权力，但这并没有导致大学院系新设传播学。然而，战后迎来了不同的专家统治。
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指出，战后传播学的发展背景不仅与老式的教学方法有关，而且关乎国际传播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因为当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和“冷战”的跨国范围而变得紧迫起来。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建了传播学研究所。他在这种情况下写下了这门新学科面临的挑战：
争夺人们思想的战斗已经在各大洲打响。在未来五年或十年里，平民的思想中有什么内容，将决定这样一场战争是什么样子......他们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做好准备，并在战争到来时通过任何可利用的传播方式指明方向。
国内和国际传播都被视为最重要的研究重点。施拉姆在1947年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研究计划中写道：
社会效果当然是所有传播学研究的中心，也是研究传播过程中其他要素的主要原因。根本问题是要发现在特定条件下，传播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
芝加哥委员会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尽管更加谨慎：“显然，在未来几年里，民主价值和民主程序将受到严重挑战，它们对关键政治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
传播媒介实际或潜在地提供了共同关注的对象，在对共同问题形成共识或分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有助于确定人们的判断标准、他们的认同和忠诚、他们的公共责任感......传播媒介可以在短期和长期内为建立最低限度的理性共识做出重大贡献，而这是民主的必要之物。
杜威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先前进行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质量的讨论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李普曼的坦率在新环境中很难再现。媒介是积极塑造还是仅仅引导共识？这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但芝加哥大学的委员会强调了传播学的潜力，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传播领域......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资格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教育计划。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整合社会科学的领域，因为它几乎对每一门学科都有重要的诉求。
用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在1952年写下的一句话来说，传播是“社会科学中最炙手可热的学科之一”。
1959年，芝加哥传播学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之一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对该领域表示失望。贝雷尔森指出，尽管该学科具有令人信服的特质，并包含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方法，但各项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这表明该学科的话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这让人怀疑研究的科学地位，因为不同的问题和程序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结果。同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传播学委员会本身也在解散过程中。
贝雷尔森的观点得到了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赞同，他认为传播学领域早期更激动人心的年代已经过去。施拉姆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传播学持续增长，几个支持者的地位都很高。施拉姆本人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播学的学术研究。
在美国，理论工作仅限于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而被该领域的主流所忽视，后者专注于为媒介消费者提供“使用和满足”：
传播是一种温度控制剂。它可以提高社会温度。例如，当发展中的经济还没有准备好满足这些愿望时，它可以提高愿望。它可以通过解释、奖励、加速发展、允许改变来降低温度......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和领导人都能听到。
理论见解与政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国内被压抑的控制范畴在现代化的标志下在国外重现。一旦权力因素得到承认，原本不可调和的研究计划之间就有了显而易见的联系。传播是“权力的事实，而不是理性的事实”。在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中（主要是美国），人民行使着这种权力，而学者的工作就是捍卫最新被重新发现的人民权力。
同时，“国家发展”被定义为“人民改变自己”。在这种见解中，当人们将“改变”的需要内化时，就会实现成功的传播，在此，这意味着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因此，“所有社会变革都伴随着张力。但当变革完成后，张力感往往得到缓解”。
拉斯韦尔阐述了这里隐含的历史理论：“世界正朝着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发展，政治单极化早晚会到来”。在他们看来，未来一定是这样，没有意外。平等和平等化构成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公共修辞，传播既预示了未来，又是未来的中介。
再多的术语也掩盖不了技术转让的专利等级制度，没有技术转让，现代化就是一纸空文。如果不装配需要政府官员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作为中介的设备，传播就无法实现。然而，施拉姆等学者更喜欢用一种通俗的表达，把焦点放在与技术天真论者相遇的那一刻。他说道：“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如果有人听到一辆电影大篷车迎接他时发出的欢呼声，那么他一定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或者引用他对另一起类似事件的描述：
有一次，在中东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里，我看到一个无线电接收器在村长的房子里工作着，这是村民们第一次看到它......对他和所有其他听众而言，这个嘈杂的小接收器成了一个魔毯，带着他们超越他们所知道的视野。
当然，人们期望，在中东村民了解的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版本的西方社会，而理性将接管权力缺场的地方。学者们把政治稳定误认为成功的传播，他们喜欢假设对自己有利的结果。现代化毕竟是一项任务，像施拉姆这样的学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隔除例外，而不是重新审视他们的理论。
事实上，信息和通信“通常被视为其他东西的一部分”。随着媒介的全球传播，二者被纳入区域研究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来追踪媒介技术的国际影响。
1959年，也就是在芝加哥大学传播学委员会解散的同一年，新兴民族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在同一个地方成立了，成员包括希尔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接力棒正在从传播学的普遍研究中传递出去——它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传播学曾短暂受到关注，但它与“冷战”初期的政治走得太近了，无法超越它。然而，早期传播学很好地阐明了“反〇”对现代化和战后社会科学的刺激性影响。
新兴民族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关注“冷战”期间的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的理论史研究。这很说明问题。它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个领域的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广度和地位毋庸置疑，尽管这个领域的影响力也在减弱。
相比之下，“传播学”（无论叫什么名字）的存在更加分散和难以捉摸，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但在“二战”后的几年里，它是重新思考社会科学并重新确定知识生产方向的焦点。今天的我们可能惊讶地发现，传播学研究在最初阶段曾有很高的声望和充足的资金，这与今天该领域的普遍假设相反。因此，这个插曲阐述了传播学的领域、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它们在这一时期与美国的关系。
“二战”后的这段时间里，传播媒介也推动了发展学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为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和政策提供了参考。传播学在“二战”后跨越各个学科，被建构为一个个研究项目，因为它承诺将知识转化为权力，力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公开坚持启蒙价值观。
可以说，“冷战”时期的传播学以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为导向。它对国际政治舆论的动态和形成这种舆论的条件表现出深厚兴趣。它认为去殖民化是不言自明的事，并谋求推进国家建设项目的重要政策分支。它假定了一种由美国认可的替代性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其中，西方的援助不再是一种文明的馈赠，而是一种务实的交易，旨在帮助穷国克服发展的滞后性。
新兴民族国家接受了新兴传播技术，他们渴望采用这些技术。同时，西方国家可以选择向谁提供援助以及何时提供援助。美国可以像糖果店老板一样行事，而像施拉姆这样的学者型管理者乐于扮演“掮客”的角色。
全球传播学研究完全被现代化理论的问题和世界观决定。丹尼尔·勒纳的工作将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我们会记得，现代化这个词综合了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提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希望美国成为的那种抽象概念。它还为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新兴民族国家规定了一个议程。一位历史学家指出：
通过定义一条独特的渐进式变革之路，现代化的概念简化了去殖民化和工业化等复杂的世界历史问题，有助于指导美国对后殖民地区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
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概念，美国自信地宣称，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专长，共产主义的影响可以被克服，世界各国可以被美国模式吸引。学者们假设，传播技术和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所以现代化理论非常复杂，以至于很容易招致批评。但是，这个学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用施拉姆的话来说：“传播是根本的社会进程。没有它，就没有社会。只有通过传播，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人民才能团结在一起。”
勒纳曾经指出，欧洲化（Europeanization）意味着推广“阶级媒介”（class media），指向受过教育的人口。相比之下，现代化意味着对大众媒介的使用，他说，中东人“可能会拒绝‘美国制造’的标签”，但他们会接受现代的包装。似乎媒介代表了现代性的顶峰。引用施拉姆的话说：“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在大众媒介的边缘震颤。”
到了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屈服于它的批评者。今天，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几乎不再有公开的捍卫者。媒介研究的历史蕴含着意识形态的线索，尽管这条线索很模糊，还伴随着历史失忆过程。媒介和它的各种替代品成了理解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独特载体，而那些真正形成这种观点的理论却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
相较之下，传播可以从一个概念转化为一套对象、技术和制度议程。具体来说，在西欧以外的许多地方，由于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遥不可及的事，所以美国主张采用大众传播技术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影响和促进自由主义的方法。这是战后更广泛的全球权力转型的一部分——从公开的统治到基于专家知识形式的监管，也可以依靠市场手段，不过它的影响力至今仍有待充分探询。
传播是这种转变的组成部分，是理念和实践。它被想象为自由秩序的无形基础设施，也增加了个人参与的分量，同时保住了集体身份（无论是宗教的集体身份还是共产主义的集体身份，都能被国家控制）。正是传播的这种技术社会性，使传播本身成为美国“软实力”的典范，并塑造了麦克卢汉的箴言“媒介就是信息”——他最初用这个短语来表达立体主义艺术的与众不同之处。
今天，学者们云淡风轻地谈论着50年代和60年代的传播学高潮，那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造成的通胀泡沫。一旦与美国心理战和秘密行动的联系被揭露，泡沫就会破灭。那时的传播学还强调非西方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跨国动态。在这些国家中，国家支持的媒介制度往往依赖与美国基金会和学术专家的重要联系。世界各国在规划和政策决定、基础设施投资和宣传计划中采用了传播的概念。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传播学历史往往被看成一系列地区或民族国家的故事，是相互隔绝的地区，几乎没有相互参照的研究。
与传播学的“冷战”渊源相比，区域研究框架将西方和非西方的技术成果分割开来。这些技术总被宣称为“普遍的技术”。问题不仅在于全球传播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问题还在于，传播主义排除了如下问题——为什么美国之外的研究成果不能指导美国国内的传播历史和理论？
区域研究创造了传播学阐述的非西方世界，但方式不一定符合传播学早期的雄心。现代化理论的自负者认为，一个落后的世界需要改进——即使不是现代主义者的意图，也意味着他国现象不能被认为与普遍主义的西方有关。
60年代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遗址（湖南益阳四方山）
“全球南方”国家对传播的热爱通常停留在精英层面，并被设想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官僚手段。这意味着传播是一个国家主体（state subject），而广播可能受到政府的垄断控制。现在，传播的美国学术倡议不可能获得教学和研究范畴的官方地位。因此，海外传播恰恰变成了报刊自由委员会警告的那种职业事业。
新兴去殖民化民族国家对记者进行培训，试图建立一支专业人员队伍，在理论上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然而，传播理论保留了一套不合时宜的欧洲模式，把它作为前提，假定了一个在其他地方往往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历史。这样的模式并不适合殖民地背景，在那里，任何革命倾向都被民族主义政治取代了，并因着权力转移到本土精英手中。自那之后，国家建设的要求变得比信息自由流动等传播理想更为重要。
只要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占据上风，传播的技术和思想就会表现为良性。政治和大众传播领域通常被视为独立的板块，这反映了官方形式的民族主义与大多数人相互分离。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学术研究总是由国家资助和管理，并紧跟民族主义的正统观念。其他国家的区域研究学者也喜欢忽视传播本身（无论是因为它被视为新潮之物，还是因为它可能扰乱对相互孤立的区域地缘政治问题意识）。非西方地区的传播只有一个分析框架，即现代化。即使是比较现代化的问题，也主要用于衡量这一规范框架的偏差。
在美国，人类和机器之间关系的颠倒留给了科幻小说和好莱坞，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人类和机器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为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注入了活力。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他主义政治形式不仅依靠各种形式的媒介技术进行宣传，而且离不开权力和技术的认同模式，这些都是对“冷战”时期技术恐惧的无知，可能是“反〇”政治之外的产物。
信仰和宗教可以将科学和技术作为盟友和依附者，比如在印度，政府充分利用着传播的力量。在印度，全国性电视节目的突然出现并不是因为新闻或教育节目受到大众欢迎，而是因为印度教的虔诚仪式，尽管这些仪式被精心制作成历史史诗，将该国遥远的过去描绘成一个科学发达、政治良善的时代。换句话说，现代技术被表现为印度教自我的内在。后来，印度国民大会党在新德里掌权，这是一个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政党，至今仍在执政。传播技术使得传统的选区和社群能够广泛地重新定义自己。不同的社会群体以过往不可想象的方式被附加到一个政治化的宗教身份中。
因此，如果说“冷战”发起的是一场传播革命，那么，在撰写本文时，随之而来的似乎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正是随着“冷战”退却，在“全球南方”地区，老一代精英们仍然保留着权威，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反革命。为了理解这些事件，媒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跨空间联系和历史联系，但媒介理论家大多回避了这些问题。
在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的有限领域之外，没有固定的研究框架或方法来阐述社会和政治的技术。因此，尽管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中把传播和文化列为八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的最后两个，但他没有提到美国人那时一直在宣传媒介是真正独立于国家的现代化加速器。
不仅“冷战”的共识很重要，“冷战”之后的事情也很重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传播学委员会成立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学术界的共识开始动摇。60年代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影响了他们谴责的意识形态共识机制。令人惊讶的是，斗争的每一方都对传播技术的潜力持有毫不掩饰的理想主义观点——问题在于，谁在使用它们？如何使用？在这个过程中，理想本身的历史构造以及它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问题被忽略了。
基特勒认为，“二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技术系统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因果关系和主体性概念的消亡。他肯定夸大了。德国当然被打败了，他所说的“技术转让”无疑为此后的美国霸权提供了平台。但历史并没有就此结束。基特勒对战后时期的兴趣只不过是非历史性的兴趣。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开始了，它给非西方国家带来了“技术系统的时代”，给他过早宣布死亡的那些概念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去殖民化、万隆会议、世界上民族国家数量翻了两番——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开启了技术接受和适配的过程，而且人们尚未真正理解这些过程的发生。正是在这个“全球南方”的阴暗地带，传播主义的理想被打破，从而成为可供研究的对象。